纪念｜周一良：毕竟是书生
截屏三瞥周一良[1]
郝斌
1953年10月，我考入北大历史学系，同班同学近60人。转眼到了年底，系里为我们举办了一场新年师生联欢会。
那个时候，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发生了一次结构性的改变。大学和系科的设置，大刀阔斧，或裁撤、或合并、或新建，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英美式高等教育体系不复存在，代之而起的是苏联式的高教体系。这是一个全盘性的变动，其中包括师资、图书、各类教学仪器设备，就连在读的一、二、三年级学生，也随之移动，人文学科尤甚。这场变动时在1952年的6月—9月，俗称院系调整。这么大的变动，进行得很快，不过后续拖尾的事务拉得很长，直到一年之后我入大学的时候，才算大致就绪。
我是这次院系调整后的首届高校入校学生。北大历史系的师资力量如何，我们入学两个多月，从高年级学长的嘴里，已经听说不少。在人文学科里面，中文、历史两系可以位列一、二，阵容强大，很让我们感到兴奋。每一提起系主任翦伯赞（1898—1968），学长们的由衷赞佩，都溢于言表。这时候我心里暗自惭愧：这样一位人物，入学之前，怎么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呢！不久，一位学长的三言两语，又让我完全释怀。他说：“一个三流、四流的作家，中学生都会知道，可一流的史学家，人们就未必闻名——历史不是显学。”几个月来，不管什么场合，我从没听谁直呼过他的名字，系里上上下下都尊称他为“翦老”。系里还有多位知名教授，如向达（1900—1966）、杨人楩（1903—1973）、齐思和（1907—1980）、邓广铭（1907—1998）、邵循正（1909—1973）、苏秉琦（1909—1997）等，分别来自北大、清华、燕大，他们在历史系被呼为“向公”、“杨公”、“齐公”、“邓公”、“邵公”、“苏公”。“公”与“老”都是尊称，但其中的分量，模糊感到有点差别。崭新的环境，好像具有一种感染力，我们说话聊天，私下里也模仿学长的口吻，称这些名教授为“公”，可一旦真是面对面，则立即改口呼为“先生”，不敢造次。
周一良先生（1913—2001）当然也在名教授之列，他的学问、名气绝不在前面几位之下，可他却没有得到“公”的雅称，我们都只呼他“周先生”、“一良先生”。其中的缘故，当时没有多想，时到如今我猜，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：比起前面几位，他的年龄稍逊几岁；另外他为人太过谦恭随和，这一点也许关系更大一些。周先生当时是副系主任，跟我们学生的接触较其他几位要多，他在我们眼里，“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”。那一年，他四十初度，脸上容光焕发，头上却是白发皤皤，正所谓“鹤发童颜”。新年联欢会上，我们要求他表演一个节目，他毫不推辞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我清唱几句吧——京戏！”话音一落，身段立马改变，手眼身法，换成了一个舞台人物。他开口唱道：
一事无成两鬓斑，
叹光阴一去不回还。
我们班里颇有几位戏迷，能拉的、会唱的都有，生旦齐全，还有一位会唱昆曲。周先生唱的是《鱼肠剑》，余叔岩的伍子胥，西皮原板。“两鬓斑”的“斑”字，是个拖腔。周先生唱到这个地方，抬起一只手，放到额边，俨然发展了余派。这个时候，懂戏、不懂戏的，一齐鼓掌大笑，来了个满堂采。后面还有两句：“日月轮流催晓箭，青山绿水常在眼前。”周先生唱得很认真，也很有韵味，可台下已经笑得前仰后合，没再听进去。多年以后，我们回忆起那次联欢会，只记住了周先生的“一事无成两鬓斑”。
毕业以后，我留系当了助教，与周先生忝为同事，直到他遽归道山，前后将近半个世纪。在这段时光里，校内、国内发生的事情多多，我同他的时空交集有远有近，时密时疏，经意不经意之间，对他的观察和感知慢慢积存下来，前后涵盖了他的后半生。岁月迟暮，这些片段感知，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脑际，久久不去，难排难遣。以此之故，我曾写过两篇短文：《截屏一瞥周一良》《截屏再瞥周一良》。几年过去了，近日，喜得一部印谱，里面多是周先生生前所用的私章，多至九十余方，封面是吴小如先生（1922—2014）题写的书名《太初先生印存》。当年齐白石老人（1864—1957）多才多艺，诗、书、画、印俱能，号称“四绝”。他有印石三百，自号“三百石印富翁”。周先生的存印，乃是“文革”抄家的劫后余物。由此估算下来，他用过的印石总数，应在百枚以上，少说也可以算得“小康人家”吧。
《太初先生印存》
周先生本人并不操刀冲切，他对印石的爱好，全在自己拟写的印文上面，借一方寸之地，抒发自己的胸臆。作为北大的教授，他所经历过的，乃是建国后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：初期的欢欣鼓舞，短暂的平静，接着便是几次三番的折腾。他享受过优渥礼遇，达于极致，登至殿堂；也遭到过践踏侮辱，达于极致，为国人共唾。先红而后黑，大红又复大黑。这番经历，勾画出的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，只不过周先生的浮沉达于极致罢了。进入80年代，他行年七十，烟云尽散，家中独坐，日落日出。这个时候，按照常人的做法，他本可以喘一口气，含饴弄孙，过个平静的晚年，可他的本尊脾气上来，这个当然且自然的选项被他弃如敝屣，他不肯消停，偏要去追寻自己所要的东西。痛定思痛，这是一场极度痛苦的精神洗礼。已近衰朽之年，他竟然换骨脱胎，完成了一次蜕变。浴火重生的一良先生，回归之后，可以说是二世为人。
说到那段炼狱中的岁月，难言的郁闷，满腹的委屈，迟来的悔恨和自责，以及顿然的开悟，如此等等，哪怕点滴参悟，都是心头泣血。印章，是心灵的独白，就是在家人面前，他老人家恐怕也难于吐诉其中的一二。今天得见他的印谱，我们从容品味，彼时印主的内心世界，我们或许可以窥得更为深入。印文拓得十分精当，如果再配有边款，有治印的年月可查，那就更为完美了。时间，是探求周先生心路历程的横坐标，缺失了这个因素，探寻不免粗放，难于细求。即使这样，手捧印谱，我还是明白过来，我对周先生早有的那点观察认知，太过肤浅。那是一个局外人的远距离所得，总是隔着一层。他的印文，言简意赅，韵味悠长，字字之间都有血和泪。如果排列得当，我以为，那正好是他老人家半部传记的写作大纲。
睹物思人，触动心绪，引发我来续写这篇“三瞥”。
周一良 (周启锐提供)
周一良先生在史学方面的造诣成就，当有同行评述，此处不论；品读他的印章，我们只说他的为人。周先生是个心地磊落的人，一生总有追求。直到老病缠身，他依然追求不懈，这一点让人心生尊敬。他的追求，其中虚幻的东西不少。许多时候，我觉得他太过单纯，甚至是天真。以我和他的年龄之差，尚且有这种感觉产生，您就会知道，他的单纯，实在是够可以的。单纯，在那个年代，难免会以“左”的形态表现出来，但他的“左”是真诚的，决不是那种可恶的“左”。
田余庆先生（1924—2014）跟我谈过周先生的一件轶事，附带说了他的一点感慨。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75年。那个时候，周、田两位都被羁绊在“梁效”（即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”）之中。一天晚间，他们众多成员，老少一体，被安排一次外出，通知说带上一两件换洗衣服就可以了。那两年间，他们食宿都在北大校园中一座小楼之内，不同外人往来，半密闭的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习惯。此次忽然外出，人人感到新鲜、惊诧，也有一点点迷惘。他们登上一部大巴，车帘密垂，只见窗外灯火高低明灭。车行好久，还在奔驰。此行何去？没有谁出声询问，这是“梁效”的纪律。最后来到一个去处，下车进入，但见庭院规整，屋宇连接。他们被告知，这是天津市的一个招待所。而后，江青（1914—1991）同众人共进一餐，席前说了一些着三不着两的话，大家唯唯。开席不久，她忽地起身外出，人们想，必是有急务处理；转眼见她回来，换了一身服装。换件衣服，在这群老少读书人眼里，有如石头城上，眼空无物。跟着，江青又复起身外出，回来入座，又换了一身衣服。两出两入，两易着装，有人觉得诧异，也只当作没看见一般。饭后江青走了，跟着就是例行的座谈会，要大家深入领会首长的重要指示。会上全是一个声音，一个分贝，无非“关怀”、“爱护”，“我们应该如何……”之类。轮到周先生发言，几句开场白之后，他话锋一转，说：“今天我们住的这个地方，就是当年我的家，我幼年居住的地方。我的父亲周叔弢是天津市的大资本家，他后来把这套房子捐给国家了……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，是吃剥削饭长大的……今天，在正确路线指引下，我必须好好改造……。”这席话使座谈达到高潮，其他人的发言立即变得苍白无色。其实，在座的老少，大都了解周先生的家世。他的父亲周叔弢（1891—1984）在中国北方是一位有名的民族实业家，也是一位藏书家、鉴赏家。他几次捐书给南开大学和北京图书馆，拿出来的都是宋元明的抄本和清代善本，数达万册之多。如今他们食宿的这座天津市招待所，如此有模有样，居然也是周叔弢的捐出，倒是前所未闻。田余庆先生跟我说：“你看，周先生这是何必呢！没人知道的事，你不提不也就罢了么！”
周一良与父亲周叔弢 (周启锐提供)
清人邓廷桢（1776—1846）有一副联语：“慎言语，节饮食；蓄道德，能文章。”田余庆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，从不在人前派说谁家的不是，这副联语里面指说的几项，他大部分做到了，只有在家看书著文的时候零食不断，是个缺欠。那回，他在我面前不慎，竟然冒说了周先生的不是，这是他少有的一次失分。
将近百方的图印，该从哪里说起呢？这是一部用心编排过的印谱，方方件件，多有内在的关联，明眼的读者，如果对印主有一些了解，那么揽书在手，重晤故人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。如今时移势易，当年的尴尬已成过去。周先生在天有灵，此时此刻，您能摩挲旧物，跟我们一起共赏您喜爱的印章吗？我们藉此可以增长识见，传诸后人，也可以让他们的路，走得平坦一点。这些见识在课堂里是得不到的，我们会格外珍惜。
“维壬子吾以降”
首先，我们看到的是“维壬子吾以降”。
一良先生1913年1月降生，时在农历壬子之年，这方印说的是他出生的年代。六字印文套用的是屈原在《离骚》开篇的一句：“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摄提贞于孟陬兮，维庚寅吾以降。”屈原生于寅年。《离骚》何以产生，司马迁用一句话概括说：“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”朋友，我们今日手头的这部印谱，您或许也可以把它视作一部周氏的《离骚》。由此入读，是个捷径，或许可以直入他的内心世界。
“弢翁长子”
“义宁门下”
“弢翁长子”“义宁门下”两方，报出了周一良的家门和师门，显示的是他的两重来历。
“弢翁”，指一良先生的家尊周暹，叔弢是他的表字。旧时，子女不可直呼父名。此处称“翁”，是尊崇，是礼数。叔弢先生一门十个子女，一良先生为长。家门哪里，第一方印章报了出来。
后一方，报出他师出何门。陈寅恪（1890—1969），历史学家，江西省修水县人氏。民元前后，常在某位名人的姓氏之后，加缀他的出生地，作为他的代称，一时很为风行。如称广东省南海县出生的康有为为‘康南海’，称安徽省合肥市出生的段祺瑞为‘段合肥’等等。这里说的“义宁门下”，应该是指陈寅恪门下。因为陈的出生地修水县，旧时称为义宁县。1935年，周一良先在清华听过陈先生的课；次年转到南京，在傅斯年（1896—1950）主持的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，导师是历史组组长陈寅恪。陈先生虽然身在北平，并不到任，但对周一良仍然时有指导。1947年，周一良从国外归来，由燕大转到清华任教，向陈先生请益更为方便。他也时常帮助陈先生查看资料，隔一两天就去陈府一次。陈对周的才能颇为欣赏，称赞周“富而好学”，视为入门弟子。此处的“义宁”，同样避开了老师的名字。尊呼表字，也是当时的规矩。周先生给陈先生写信，抬头称呼“仁丈”。
“泰山情侣”
“岱侣”
“泰山情侣”“岱侣”。报过先人之后，次说自身。这两方显示的是周先生和他的夫人邓懿，道说两人之间情谊的由来初始。
邓懿（1914—2000），燕京大学国文系学生，能诗能文，也能唱京剧，彩妆扮上，可以登台唱《醉酒》。周先生说，他在燕大读书期间，“1933年春假，学生团体到泰山、曲阜旅行。在玉皇岭夜宿遇盗，我的冬大衣和钱包被抢走。我次日清晨只得裹着棉被下山，向来自天津的国文系一年级女生邓懿借钱，回津后开始往来。1937年春间订婚，……1938年春在天津结婚。燕京同学在校刊上报道，戏称我们为‘泰山情侣’。”[2]“岱”，泰山的别称，“岱侣”乃由“泰山情侣”演化而来。邓懿有一张穿着红衣的照片送一良先生，上面题诗，有“春衫卸却一肩红”的句子，因此她被同学唤作“一肩红词人”。才情出众的邓懿，后来的一生，在清华，在北大，都贡献给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，学生中有东西方多国人士。她编的《初级汉语教程》，版权也为日本、韩国有关部门购去，颇受好评。
“自古文史本不殊途 同学同事同衾同穴
相依为命 数十载悲欢难忘”
“对外汉语虽非显学 教师教生教书教人
鞠躬尽瘁 多少国桃李芬芳”
“自古文史本不殊途 同学同事同衾同穴 相依为命 数十载悲欢难忘”
“对外汉语虽非显学 教师教生教书教人 鞠躬尽瘁 多少国桃李芬芳”
2000年9月，邓懿故去，家人为她在海淀西静园墓地购置茔地安葬。周先生自忖来日无多，撰写了这款双人墓碑。27字的联语，极为工整，不用一典，难得的大俗大雅。下联，是未亡人对先行者的送行之语，语中带有一丝丝凄苦，似乎邓懿一生的成就只在汉语教学一端，委屈了她的才华；上联则说夫妻一生命运百事皆哀，彼此相扶，欢少悲多。这两方寿山白芙蓉石料，由北京萃文阁名家刘铁宝先生（1944—）所治，刀法柔中见刚，凄风苦雨，精神毕现。
上世纪80年代末周一良、邓懿在燕东园24号北楼合影
(周启锐提供)
下面是姓氏名章。私章当中，这类最为常见。简单的姓氏字号，常使印章的艺术表现力受到局限。而周先生的姓名印章，以其用途多种，翻新花样，我们品读起来，也不觉枯燥。这里也配有邓懿先生的几枚，印在一起，越发显出私章的独有味道。
“周一良印”（朱文）
“邓懿”
“周一良印”（朱文），篆字，细文细边。另一方大小相同的，是“邓懿”二字，应是一副对章。
“周一良印”（白文）
“周一良印”（白文）。1963年，周先生五秩寿辰，三弟艮良（1917—？）送来的寿礼，寿山石，瓦当钮，天津名刻家文叔所治。
“周”（朱文）
“一良”（白文）
“一良校读”
“一良校读”，校读专用章，治印者为天津刻家胡健（1968—）。
“周一良所藏书”
“周一良所藏书”，藏书专用印章。
“一良敬赠”
“一良敬赠”。晚年，周先生的著作和回忆性文字颇多，常常送给亲友、学生，为此刻了这方赠予专用章，萃文阁刻家刘铁宝所治。
“一良左手”
“一良左手”。1997年，周先生以左脑腔隙性梗塞，而致右手不能握管。此后，书写短文，只好自己口述，请人代录；作答友人书信，早期，先生用左手书写，字迹时有模糊，书后钤过这方印章，以示敬重和负责。这方印也是刘铁宝所治。
“一良”（白文）
“一良”（朱文）
“一良”（白文）“一良”（朱文），牙签章，0.4x0.7厘米，读书时钤在眉批、题识之旁，小巧玲珑，与先生的手书文字，正好相配。
“太初”
“太初”，朱文，篆书。旧时，同辈之间互以表字相称。“太初”是周先生的表字，生前却少见用，乃是时代使然。他同代人的表字，多被后人忽略弃用了。在旧友写给他的书信和诗文里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称呼。
“百花齐放”
“百花齐放”。1956年春夏之际，毛泽东提出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是党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方针。广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受到鼓舞，称它为“双百方针”。“此时情绪此时天”，周先生所受的鼓舞，颇延续了一段时间。五十年代末，他将这几个字作为印文，嘱刚上初中的三子启锐篆刻成章，反映出他那时积极向上的心情和态度。
不久后的1961年，一良先生受命主持编写世界史教材，这项工作持续了很长的时间。他有一首题为《自勉》的诗，彼时的精神面貌从中可见。这首四言打油诗语调欢快，每句之后，他都有自注，兹照录如下：[3]
三窟狡兔（在党校、民族饭店、前门饭店、华北饭店多家编写），
四面受敌（东坡言读书当八面受敌，此言四面指上古、中古、近代、现代），
一心向上（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），
百倍努力（仅通东方各国史，统领全书，力所弗逮，唯有依靠群众，贯彻领导意图，勉力从事）。
《自勉》，是写给自己看的。“一心向上”、“百倍努力”，周先生在自己的诗句中这样说，他的内心也的确在这样想，行动上更是这样做。我们这些与他共事、稍知他平日为人者，都对此深信不疑。
“古欢”
“古欢”，老友、旧好的意思。龚自珍的《己亥杂诗》有“乡国论文集古欢”之句。如果是思念老友，我推测，治印时间应在上世纪50年代或80年代。其他时段，自顾尚且不暇，他很难有这种心情。如果是指旧好，应是他的南北朝史，即下文将要提到的“坠欢”。
“家在燕东园貳拾肆号”
“捌次骨折”
“家在燕东园貳拾肆号”“雙瘸斋”。这是两枚斋馆印。1952年，周先生入住北大燕东园24号，居住多年。晚岁来临，伉俪两位体力不济，竟至彼此相扶出行双双跌倒。他们顽强求生，乐观依旧。周先生遂将自家的住室命名为“双瘸斋”。跌倒成为家常便饭，两位老人的骨折，合计竟达8次之多。“捌次骨折”入印，其苦如何，其乐又如何耶！
“四十三年阴山背后”
“四十三年阴山背后”。周先生所住的燕东园24号小楼，是两家合用的。周先生家所住，是北侧的一半，终年不见阳光。从1952年入住，到1995年改迁北大朗润园，前后43年，年纪见老，愈觉其苦。早前，先生自律，不肯提出换房要求，后来提出，又迟迟不得解决，其间的苦痛，只好宣泄在这方寸之地。
以上是姓氏、斋号、收藏以及赠与使用的常见印信，而生活起居中的悲欢、感受至深的事情也有入印。先生的文人情趣，从中可见。
衰年蜕变，是这部印谱的基调。
1966年夏至1969之春，周一良以“五顶帽子”的罪名，在“牛棚”里关了三年。他被押在大庭广众之下罚跪屈膝，“牛棚”晚点名之际被喊出队列，一掴一掌血，精神、肉体俱受折磨。对这遭被整，他的认知如何？当年流行的说法是，干部、知识分子受了“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”，自己觉悟不高，走错了路。周先生也报有同样的认识。“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”成了一句口头禅。别人说说，是拿它当个自我检讨的开篇词；周先生用它，往往有点当真的意思。
1969年夏天，新的一茬“军工宣传队”进驻北大，此番掉换非同小可，它乃从高层身边空降而来。说到它的路线，其正确的程度，可称叮当作响，无可置疑——持有这种想法和认识的人，当时占据绝对多数。它的光环照人，射得人们一时难于睁眼。这个时候，周先生再次陷入新的漩涡。他对新的领导信任满满，没有一丝保留。“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”他紧紧把握时机，争取回到“革命路线”上来。这个时期的周先生，有如一个走失回归的孩子，感觉有家可以依附，一切听从组织安排。您看，已近耳顺之年的他，插在青年学生队伍中间，白发苍苍，也去“拉练”。时值寒冬，他身背行李，从北大出发，一直行军走到京郊平谷，再从平谷走回北大，几百里之遥，从无一天掉队。吃“忆苦饭”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不比“工农兵学员”，无苦可忆，只能多吃。“到门头沟劳动我也还是挺高兴的。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家庭是跟开滦煤矿关系很深，是开滦煤矿的股东。我吃的这个老百姓工人的血汗钱都是从煤矿工人来的，我应该自己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。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，所以很愉快地去了，到那儿参加劳动也很积极。”[4]如此等等。过了好一阵子，菩萨低眉，果真换来宽恕。当他得知自己被“革命路线”重新接纳，恢复了党员资格时，欢欣鼓舞之情，发乎内中。这个时期的他，干起事来，浑身是劲。
谁知造物弄人，在此一刻，怪胎“梁效”（即本文开篇介绍的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”）出生，他被揽入其中。今天说起“梁效”，人们感到生疏，要去百度查询，当年的“梁效”可是个全国知名的物件，人人视它如同神明。“梁效”出朝，地动山摇。每有它的署名文章写成，两报一刊——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和《红旗》杂志——必是同时刊载，而且头版位置，大字标题。字里行间，微言大义，政治风云的走向隐含其中。人们生活在动荡、迷离之中太久了，要感知未来，只能极力从文章里面探寻、捕捉蛛丝马迹。一时之间，国内的媒体，“小报看大报，大报看梁效”。“梁效”红得发紫，周先生也跟着显耀了一回，最红的时候，1973年8月，他坐上了“十大”的主席台。没成想三年后“四人帮”倒台，“梁效”成员个个遭受审查。这回的审查与“文革”初期的批斗不同。前次批斗，属群体行为，有点自发性，这次可是来自上面；上次，他是北大一校的打倒对象，只受北大“革命师生”的批斗；这次，“四人帮”几被国人所讨伐，作为“四人帮”喉舌，“梁效”成员遭人人唾弃，知识分子群中，骂声尤高。只是这次没有肉刑，比起前次是个进步，其他的审查方式，一仍其旧。隔离、追问，首都体育馆的万人大会上，一样站台、低头。此外，还有一封有头无尾的书信递到燕东园24号，信文只有四个字：“无耻之尤。”这种日子，从1976年秋拖至1980年，又是一个三年光景。对“梁效”的过往，周先生自己说：“我当时还认为是替党工作的。”[5]到了走出审查的时刻，他才痛苦地承认：“奴才羽翼两兼之。”[6]
头一遭挨斗挨打，起源于“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”；后一遭挨批，结果是“奴才羽翼两兼之”。这两种认识，真的实在和稳定吗？时到今天，我们一眼就能看明白，前后两种认识，都是彼时环境下的产物，一种无可挣脱的外力笼罩下的产物，地道的一双畸形儿。类似的胡话，大凡是过来人，谁都说过一些。人对自我的认识，本来不是易事，都难脱离环境。何况，那个时候的周先生，被封闭在一座小楼之内，像是24小时戴着耳麦，耳朵里听不到第二种声音。在这种氛围之下，真正的觉醒何从得来？！到了晚年，先生退休了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环境改变，心无挂碍。这个时候，他自身的醒悟方才慢慢渗了出来。方寸之间，寥寥几字，他对自己的认知，逐渐变得清晰而稳定。
“批斗”
“打压”
“诬陷”
“愚弄”
“蹂躏”
“欺骗”
“不明白”
他的开悟，一步一步得来，有迹可循。早期，他的反思，只限于针对自身的遭遇，做事实上的追溯，印章里完全是一种叙述式的直白，如“批斗”“打压”“诬陷”“愚弄”“蹂躏”“欺骗”等等，最后归结到“不明白”——这是京剧大师马连良（1901—1966）在遭受批斗之后，口里嘟囔出来的一句话。只因出现迷惘，周先生走上了寻求答案之路。但求得答案谈何容易！不过这一步迈出来了，把当年那两个畸形儿完全排除了，倒是真的。“石榴结子怨西风”，有怨生出，便有了后来的一切。
“黑帮劳改大院双院士”
“九顶帽子”
“一片真心”
“黑白颠倒 我欲无言”
“黑帮劳改大院双院士”“九顶帽子”，是说他们夫妻双双被囚北大劳改大院，两人共得九项“罪名”，语中带有酸涩的调侃，但还没有脱出叙述事实的狭窄空间。而“一片真心”“两遭劫难”“黑白颠倒 我欲无言”，则道出了他的委屈、无奈，逐渐从一身一家慢慢脱出，表达出蒙难众人的感受。
“毕竟是书生”
“毕竟是书生”，治印者是天津的一位刻家，铁线篆书。周先生这个认知的得来，起初全是偶然。
1980年5月，同为“梁效”成员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先生（1901-1980）过世，周先生赶去参加追悼会。他说：“我看到他一个老朋友给他的挽联写的‘五十年风云变幻，老友毕竟是书生’。这个‘毕竟是书生’五个字打动了我，我很有感触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思。我说他毕竟是书生，我也毕竟是书生。”[7]物伤其类，这五个字，埋进他的心里，发芽、生长，让他翻腾不宁。此情如何可排遣？他烦请身在津门的老父找到一位刻家，将这五个字篆刻成章。以当时的环境、气氛而论，如果在北京成就此事，周先生会有顾虑。他不便透露自己的印主身份，也不能去为难刻家。年近90、饱经风雨的周叔弢老先生，体会长子隐身的苦衷，居然乐为代庖。好在他老人家的实业早已充公，不折不扣，剩下的就是一位书生了。叔弢先生在这方面非但是行家里手，而且品味不凡。他在给长子的回信里这样说：“印已刻好，印拓附去。刀法还好，‘毕’、‘竟’、‘生’三字左右两笔皆与下一横相连，‘生’字尤不耐看，此美中不足也。”[8]老人家的评论是否得当，如今已在其次，我们从中窥见的是，他对白头长子的这番酸楚认知，想必是点头认同，不在话下，才去作代庖、发评论的。想想看，本来就是一介书生，活了半个世纪，居然演变成为“毕竟是书生”，其间的况味，老人家愿与儿子共享，真真是天下父母之心，俱都是肉长的！
话说回来，真正的印主一良先生，他在自我认知方面，可谓是迈出了巨大一步。11年之后，到了1991年，他进一步说：“解放以后一直到梁效结束，我已经用了五个字概括了，就是‘毕竟是书生’。”[9]至此，我们看到，他完全走出个人福祸的圈子，要去深挖，触及本源。“毕竟是书生”这副印章，后来被周先生用作他一本书的书名，那已经是印章刻成之后18年的事了。《毕竟是书生》一书竟然印刷18次，印数达到25万册之多。畅销如此，固然凭的是书的内容和自身的分量，但书名的隽永撩人，也是一个卖点。
“毕竟是书生”一语，从魏建功先生的挽联偶然得来，终而化为周先生的自我之物。自此以后，这种认知，可以说是陪伴他直到终老。这是魏、周两位晚年的身心之痛，其实也是他们同代人的共同病痛，镌切深深，字字酸辛。
1976年“四人帮”倒台，受万人指骂，“梁效”也遭国人唾弃。其中年长的四位著名教授冯友兰（1895-1990）、魏建功、周一良、林庚（1910-2006），被人称为“四皓”，遭讪笑遭怒骂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其间也有人诗句唱和，责其助纣失节，周一良首当其冲。在这前后，还有人写短文泄愤，没有点名，只称“某教授”、“西郊某教授”，显然是指周一良。周先生看了，无奈而淡然。待到骂声消散之后，他把这个称呼接受下来，先将“西郊某教授”简化成两个字，再代之以谐音“郊叟”，命为自己晚年的别号，烦人治成印章，刻了一方白文，意不能尽，又刻了一方套边白文。直到他88岁，有一本书写成，没有合适的名称，便顺势题为书名《郊叟曝言》，酸甜苦辣，俱在其中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自取此一别号后，在燕东园24号，夫人孩子，老老小小，都以“郊叟”称呼他，他也声声应答，安然泰然。这时候的周先生，他想开了，解脱了，参透了。周先生一家，老老小小，都颇有点得道成仙的味道。
“祸自上宠”
周先生精力充沛，什么书都读。他说：“有一部小书名《袖中锦》，其中有‘四事不可久持’一条云：‘世间四事不可久持——春寒、秋热、老健、君宠’……80年代以来，渐渐感觉年纪老起来，也感觉自己头脑清醒，思想开阔起来，每每标举这段话以告朋友。现在录于自传之末，既以自警，又以劝人。”[10]由此，他治印一方：“祸自上宠”。真是一通百通，任督二脉打通，全身立觉舒畅。
“愧为乾嘉作殿军”
“愧为乾嘉作殿军”。乾嘉之学，一个学派的名称，亦称朴学，乾隆、嘉庆时期臻于鼎盛，故名，代表人物有戴震（1724—1777）、段玉裁（1735—1815）、王念孙（1744—1832）等。他们以训诂、考订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史，注重实证，主张“无一事无出处，无一事无来历”，立意必凭证据，援据以古为尚，孤证不为定说，隐匿、曲解证据为不德，文体贵朴实简洁等等。这个学派延续百余年，影响深远。20世纪之初，新文化运动兴起，乾嘉之学日渐衰微。这个时候，正值幼年的周先生受教于家塾之中，塾师张潞雪（约1898—1926）的旧学功底甚深。关于这一阶段，周先生自己说：“早年进学，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。”[11]周先生赶上了末班车，这是“愧为乾嘉作殿军”的大概由来。
“作人依忠恕之道”
“治学尚辩证唯物”
“作人依忠恕之道”“治学尚辩证唯物”。这是用联语作成的对章，一白一朱。从联语的角度讲，对仗明显不工，但可以看出，周先生注重的是其内容。上联“作人依忠恕之道”，对此，周先生有自己的文字说明：
我最所服膺的，是孔子所自称的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亦即曾参所解释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”朱熹注更明确：“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。”在人际关系上，我曾自诩有知人之明，更有自知之明。我想这是我群众关系较好的原因，实际也是忠恕之道的推衍。[12]
“君子不蔽人之美，不言人之恶”，周先生一生如此。仅此一点，也可以想见周先生的为人。关于下联“治学尚辩证唯物”，请看周先生自己的长篇解释：
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：实事求是。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？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，既见树木，又见森林；能由此而及彼，因小以见大；看到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；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；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。如果说五十年来我的学问多少有些进步的话，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这些观点。[13]
周先生的这番说白，发表在1999年1月，其时他已不能握管，是他口述由学生代笔写成的，两年之后他就过世了。这番关于治学方法的话语，周先生讲过多次，桑榆迟暮之年又一次重复讲来，我们应当把它看作周先生的终极认知。那么，今天的我们，对它该作如何的解读呢？
提起辩证唯物，周先生的那一代以及我们——即他后面的一代历史学人，其直观的反应就是“辩证唯物论”——《联共（布）党史》第四章第二节的那段专论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我们对这段文字，曾经一学再学，奉为圭臬，作为治学的不二法门。如果周先生所说“辩证唯物”指的仅是这个，那么显然出现了矛盾。首先，周先生所说的“愧为乾嘉作殿军”没处安放了。他说“愧为”，是一种足够的自谦；而“殿军”，一半是谦虚，另一半的话外之音显然是说，那是一代绝学，在他之后没有谁能提得起来了。总之，从他的语气可以判定，他对乾嘉之学是肯定，而非否定。其次，还有周先生一惯倡导的5个W（即WHO，什么人；WHEN，什么时候；WHERE，什么地方；WHAT，什么事；HOW，怎么样），安放在哪儿呢？那也会措置无当。5个W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周先生从燕京大学教授洪煨莲（1893-1980）那里得来的，他深信不疑：“掌握5个W，就掌握了历史。”我初入北大历史系，就听到周先生的这番传教，后来一直记忆深刻。周先生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，觉察到它的不足，还曾增加了一个W（WHY，为什么），觉得这样可以使之更臻完善，由此足见他对5个W的服膺和肯定。——如此说来，他所说的辩证唯物，究竟何所指呢？
对此，我有一点解读，愿就教于方家。幼年间打下的旧学底子，给予周先生的是乾嘉训练；成年后在燕大接受的是西方治学方法。来自地球两端的东西，都是方法，相通相连之处甚多，他在治学过程之中，得乎于心，应乎于手，一体付用，应在不知不觉之中，无分乎东西。到得后来，辩证唯物理论当世，原来乾嘉之学与5个W，脱去他们过时的、刺眼的外衣，究其内核，二者与辩证法并非水火，三者的精髓可以融为一炉。这一点，周先生在他的《学术自述》一文里，说得明明白白。
“墨颠”
“墨颠”。周先生的出身和家教，让他把书道视为自身修养的一端，而不把它看作单一、独立的艺术形式。他的楷、行、隶、篆四体皆备，隶书略为少见。他赠送亲友的字体，多是自拟的词语，偶有誊录他人的诗句，注重的也是内容，并不把字体单独拿来炫人。他在致友人书里说到自己的字，也是轻描淡写：“珏良、杲良和我也都能写一点儿。”[14]又说：“我练字下过功夫，篆隶皆临过不少，惜书法天分太差，所以始终无成。有人找我写，总不敢承应。”[15]上个世纪的50年代，我见到他家的墙上挂有一个镜框，镜心是他用小篆录写陶潜的“采菊东篱下”，陶诗之前以楷体写了一段前言：“余与懿咸喜诵陶公此诗，因录以补壁，固不计书之工拙也。”这大概就是他对书道的看法。
“不能诣人贪客过”
“惯迟作答爱书来”
“不能诣人贪客过 惯迟作答爱书来”。这是改写古人诗作的一个句子。吴伟业（1609—1672），生于明末清初之际。他在江苏太仓购得旧园，修葺一新，命名为“梅村”，并作有《梅村》诗曰：
枳篱茅舍掩苍苔，乞竹分花手自栽。
不好诣人贪客过，惯迟作答爱书来。
闲窗听雨摊书卷，独树看云上啸台，
桑落酒香卢橘美，钓船斜系草堂开。
吴伟业身在新朝，心怀故国，纠结矛盾，懒散孤高。他在诗中写出“不好诣人”、“惯迟作答”句，隐约道出自己的内心。周先生从吴诗中挑出这两句，将“不好”改为“不能”，轻动一字，就换成了困顿在家的自己。其时，固然是因双腿骨折不良于行，更有受诬莫辩、趋访同道与人不宜的意思，两层难处俱含其中。至于手不能握管，给友人的回信难免耽搁，则因脑梗所致。1999年的上半年，他还能以左手作答，而后只好烦人代笔。寂寞的周先生，对友人的来信盼望殷殷，而其结果或正相反。我的朋友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何龄修（1933—2018），曾经因事作书求教，周先生以左手作答。何龄修揽书大恸，对我说：“以后再不敢给周先生写信了！电话里说不清楚的事，才写信求教。没想到给他惹来这么大的麻烦！”
“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”
“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”。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是《韩非子》55篇文章中的两篇。韩非主张以法治国，前者讲他将自己的主张游说于君主的困难，后者讲自己廉直的抱负不容于人，表达出对权臣惑主误国的愤慨。他后来出使秦国，受人陷害，被囚，死于狱中。“韩非囚秦，说难孤愤”，语出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：
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来者。
宜休先生在介绍《太初先生印存》的文章里说，这方印章是“先生自比在‘梁效’审查期间，是在囚笼中‘重拾旧欢，重回魏晋’，有如当年韩非。”这句话，指出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，让我们找到了解读的钥匙。
1976-1978年间，周先生因属“梁效”成员接受审查、管制，长达两年。“竹筒倒豆子”，拖到后期，再没一颗豆子可倒，甚至连监管人员都患上了监管疲劳症时，周先生人身仍然不得自由。“梁效”成员彼此之间不能交谈，与外界更不能往来。一个人关在屋子里，如何打发无尽的时光？周先生先是读四卷“毛选”，而后再读《马恩选集》，都读完了，还看不到尽头，怎么办呢？索性拿来二十四史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依次翻看下去，看到三国魏晋，这是他先前研究过的东西：“那就一边看一边也写一点东西。”[16]周先生把这段时光称作“又不是人，又不是鬼的”[17]日子。多年以后他出版的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》，就是这段时间的作品。“意有郁结，述往事，追来者”，这部札记，被他视为自己的《说难》《孤愤》之作。
以上脉络，大致是宜休先生的解读。看到这里，我有另一个想法，也写出来，供读者参考。周先生困顿受审之际，翻读二十四史，读到南北朝部分，心生多番感慨，手上一条条札记写下来。彼时先生的心情如何，他自己曾描绘为“坠欢重拾”。他把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》称为“坠欢”，虽是乐中有苦，似乎也不好说这是他的“说难”、“孤愤”。《报任安书》里，司马迁公列出厄运成书的先贤众多，周先生何以单单挑出韩非的《说难》《孤愤》用以自比？我以为，缘故乃在这两篇文字的题目，正好道出了他彼时的心境。那个时候的周先生，正淹没在一片声讨之中，自己的满腹委屈，面对众人、国人，想说清楚、讲明白，能行吗？世上还有比这更难的事吗！此时的他，除去孤独愤懑，还能有什么呢？“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。”自己说话自己懂。韩非的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，恰恰好道出了他孤苦郁闷的内心。
“游骑无归”
“小伙计”
“游骑无归”“小伙计”。这是两声无奈的喟叹。岁月迟暮，回眸自顾，周先生对自己业务道路的多番曲折，打从心底发出了长长的叹息。
他早年从魏晋研究走入史学之路，颇有心得和成就；对后来的若干年，他用了“学殖荒落”四个字来概括。他这样说：“50年代，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，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程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。领导提出要我负责，我觉得责无旁贷，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”[18]；“当时觉得既然要我搞亚洲史，那我这个中国史这方面就应该放弃……把南北朝中国古代的东西丢下来了。”[19]后来他有追悔：“其实也不应该那么绝对。”不过这番追悔已在二十年后，为时太晚。到了1978年，他在信中向老友谭其骧（1911—1992）首次道出心声，语句虽然调侃自谑，意味却尽在其中：“多年来亦颇感游骑无归，难于有成，西谚所谓‘各行业之小伙计，而非某一行业之老师傅’是也。”[20]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刚刚“坠欢重拾”，苦中一番尝乐，跟着人身亦复自由，回到家里，更是沉湎于旧好之中。多年积压的心绪难排难遣，于是制作了这两方印章。“游骑无归”，是在外游走的马，无所归属的意思。“小伙计”，直白地说，就是一个“打杂的”。周先生在他的回忆文字中，不止一次说起这样的话。
心头般般酸和涩，翻作雅趣凭君看。其实周先生对世界史的研究，并非一无所成，但他之所以得出这种看法，实在是他太钟爱南北朝史的缘故。他视南北朝史为自己的“旧欢”，这成了他的一个情结。如果跳出这个圈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的这个想法，似乎不够开阔。北大历史系，多少年间一直走着中国古史是为看家本领的老路。不期然而然，周一良先生开辟亚洲史领域，杨人楩先生开辟非洲史领域，罗荣渠先生（1927—1996）开辟拉美史领域。有他们三位当年的拓疆辟土，才有了后来的发花散叶。周先生是当事之人，自己开辟的事业客观效果如何，或许可以不知或半知；但我们作为后来者，论及此事，却是不可不明。
“人固不可以无年”
“真理是时间的儿子”
“人固不可以无年”“真理是时间的儿子”。同样是感慨和叹息，意味却更为幽远深长。这里一个是中式句子，一个是西式句子，印谱的编者把它们搭配在一起，很有意思，天下的道理原是一个。
“人固不可以无年”，语出《世说新语》[21]，译作今天的白话就是：“一个人的寿数确实不能太短呵！”东亭侯王珣病体不支的时候，问武冈侯王谧：“世间舆论把家父比作谁？”王珣的父亲王洽，曾征拜为领军，未就职，36岁而死。王谧得问，回答说：“世间把令尊比为北中郎将王坦之。”北中郎将王坦之的地位和建树，王珣原本都看不上眼。他听了王谧的回答，转身面墙，嘟囔了一句：“一个人的寿数确实不能太短呵！”
“真理是时间的儿子”，此语借自英国哲学家培根（Francis Bacon, 1561—1626）：“真理是时间的女儿，不是权威的女儿。”（For rightly is truth called the daughter of time, not of authority. ）
这两方印章的制作年代不详，推测起来，应在上个世纪的80—90年代。那个时候，“梁效”一案审查完结，对周先生来说，廓清了一些谤言；出任历史系主任之后，又恢复了同行间的一些交往。但是，他心里没有吐诉的话语仍然太多。“汨余若将不及兮，恐年岁之不吾与。”他深感时间对自己的意义。洗刷委屈与污渍，恢复人格与尊严，固然全靠今后的岁月，但总希望有生之日自己能够看见，而不留待身后。他期盼有更多的明天与明年。88岁米寿之际，一些迟到的公允和道义已为社会所接受，寿庆在平慰与期望之中度过，一半对一半。稍后，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吐出心声：“近来颇思起一别号，……我自忖九十有望，九五在望，故起名曰‘二望馆主’[22]。”这是2001年2月间的话。然而，老健并不可靠，当年的10月，周先生就与世长辞了。彼时他若精力尚好，我想也许也会治印一方。今天我们披览印存，没有看到“二望馆主”，诚是心头遗憾。
2023年1月
[1] 网上有署名“宜休”的一篇文字，对《太初先生印存》中所刊的各方印章，从文字、背景及印钮、印石的材质等等，都有详尽的说明。本文借用、参考之处甚多，事前无法征求允准，谨向作者宜休先生致歉并致谢。
[2] 《周一良全集》卷7，第15—16页。高等教育出版社，北京，2015年。
[3] 同上，第201—202页。
[4] 同上，第186页。
[5] 同上，第208页。
[6] 致谭其骧（1978年11月11日）。见《周一良全集》卷10，第47页。高等教育出版社，北京，2015年。
[7] 《周一良全集》卷7，第223—224页。
[8] 周叔弢致周一良书（1980年10月15日）。
[9] 《周一良全集》卷7，第229页。
[10] 同上，第101页。
[11] 见周一良《郊叟曝言》，第76页。新世界出版社，2001年9月，北京。
[12] 《周一良全集》卷7，第101页。
[13] 《郊叟曝言》第77页。
[14] 2001年5月23日致启治书，见《周一良全集》卷10，第257页。
[15] 致启致书（1988年4月25日），见《周一良全集》卷10，第242页。
[16] 《周一良全集》卷7，第213页。
[17] 同上，第214页。
[18] 《郊叟曝言》第69页。
[19] 《周一良全集》卷7，弟149页。
[20] 致谭其骧（1978年11月11日）。见《周一良全集》卷10，第43页。
[21] 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品藻·人固不可以无年》：“王珣疾，临困，问王武冈曰：‘世论以吾家领军比谁？’武冈曰：‘世以比王北中郎。’东亭转卧向壁，叹曰：‘人固不可以无年！’”
[22] 《周一良全集》卷10，第253页，《致孙启致》。
本文来源：公众号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”
作者：郝斌
E N D